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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湖湘文明密码⑨】老司城的动物遗存:重现人类生活图景

时间:2019-09-04 12:5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2017年9月14日,永顺县灵溪镇灵溪河畔老司城村,我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就坐落于此。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童迪 摄 老司城遗址宫殿生活区东南部紧邻排水沟的台地上,一处结构不规则、开间小的房屋遗迹很可能是厨房。这里面出土了一件底部印有厨房记

  2017年9月14日,永顺县灵溪镇灵溪河畔老司城村,我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就坐落于此。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童迪 摄

  老司城遗址宫殿生活区东南部紧邻排水沟的台地上,一处结构不规则、开间小的房屋遗迹很可能是厨房。这里面出土了一件底部印有“厨房记”的青花瓷碗,在老司城遗址出土的数百件带底款的瓷片中,只有这一件的底款文字为“厨房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时间是宇宙的主宰,万物各有期限,唯有时间永存。但各种物体总会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广袤的地球上,充满活力的动物是不著书立传的魔法师。它们知道,皮肉难以抵挡时光的侵蚀,便以骨骼为魔法棒,藏下它们与世界的种种关联。谁能破解“咒语”,就能施展魔法,重现当时人类的生活图景。

  5月11日,长沙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莫林恒,以《土司的盛宴——永顺老司城遗址动物考古学的解读》为题开讲。这是湖南考古界首次向公众透露有关动物考古学的内容,目标地是湖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民以食为天”的亘古准则,让那些发黄老旧、带着伤病痕迹的动物遗存,具有瓦当、瓷片、青铜等人类遗物不能给予的亲近感。其中蕴藏的明清时期老司城的政治、经济、生活信息,比史书的记载更为具体生动。

  5月10日,春夏之交。武陵山脉深处,曲折急险盘山公路的尽头,永顺老司城遗址阳光灿烂,草色青青,一片安宁美好的景象。

  公元1135年,第11代土司王彭福石宠将司治迁到今天的老司城。从此,这里成为土司时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直至公元1728年(清雍正六年),清廷为加强边远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对西南诸土司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司制为中央委派流官。长达818年的彭氏土司政权结束。

  13世纪至20世纪初,古代中国在西南多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展现了“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独特管理智慧。2015年,作为反映中国西南土司制度的典型案例,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与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组合而成的中国“土司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清清的灵溪河自北而来,像一只有力而又温柔的臂膀,拥抱着老司城遗址。考古工作者依据功能布局,将遗址的中心城区划分为宫殿生活区、衙署区、墓葬区、央视新闻]内地青年说,街道区、宗教区、苑墅区6个区域。

  山坡上的宫殿生活区依偎在灵溪河的臂弯里,被巨石筑成的巨大排水沟环绕。总数达41683件之多的动物骨骼基本出土于宫殿生活区,其中的绝大部分埋葬在排水沟中,破碎散乱,伴随着瓷片等生活垃圾。

  “动物骨骼出土的环境和保存形态决定着它们的用途和意义。”莫林恒介绍,完整的骨架出现在墓葬或祭祀坑,常常与宗教有关;散碎的骨骼和其他杂物一起掩埋在垃圾堆中,说明是人们食用肉类食物后抛弃的食物残骸。

  “湖南的遗址很多,因为保存环境不好,出土动物骨骼的遗址仅有10多处。老司城遗址年代较晚,加上沙性土质,出土的动物骨骼保存情况较好。它们风化程度不高,应该没有长时间暴露在野外,而是被很快掩埋。”莫林恒说,老司城遗址出土的绝大多数动物骨骼属于明清时期,这一时间段是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晚节点。因此,它们为考察各种野生、家养动物的历史性变化,以及畜牧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时间节点材料。

  莫林恒和同事在鉴定动物种属的基础上,对这些动物骨骼开展了肉食消费、骨骼测量、动物年龄、人工痕迹、骨器、病理、相关遗存分析等全面系统的研究,力图复原明清老司城人与“食”有关的生活画卷。

  在灵溪河畔的接官渡码头,乘一条扁扁的木船,渡河。明清时期,土司王的贵客就是从这里坐船,去赴王的盛宴。

  河不宽,很快就能到达对岸。沿着红紫色石头堆积的路拾级而上,通过高高的城墙进入王城。

  土司王举办宴飨,都是在重大的时间节点。如土司王的生日、婚礼、加冕仪式,将士出征之前或者凯旋之后。

  莫林恒分析,衙署区的房屋结构紧凑,没有开阔地带,又是办公场所,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动物屠宰和烹饪,大型的宴飨应该在宫殿生活区举行。

  桌上的食物真丰盛啊!肉食的种类最多达33种。有猪、水牛、黄牛、鸡、鸭、鹅等家养动物,水鹿、梅花鹿、小麂子、野猪等野生动物,甚至还有虎、豹、熊和海洋动物泥蚶、海螺。

  莫林恒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研究,得到了土司王的这份“菜单”。他说:“不同于平民居住的街道区,动物骨骼仅出土了711件,动物种类都是一般的家畜。大量黄牛、水牛骨骼在宫殿生活区被发现,它们的年纪较大,属于耕牛。大型野生动物的骨骼大部分出土于宫殿生活区与衙署区之间的排水沟里,衙署区出土了较多的泥蚶。”

  宫殿生活区东南部紧邻排水沟的台地上,一处结构不规则、开间小的房屋遗迹很可能就是厨房。莫林恒说,这里面出土了老司城唯一一件底部印有“厨房记”的青花瓷碗。该处遗迹的内外部出土了铁釜、铁刀、铁锅铲、铁支架、铁铲等一批铁质厨具,以及骨器、骨料。

  “民以食为天”。“吃”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深远。莫林恒说:“有学者认为,举行宴飨是一种获得权力的策略。彭氏土司经常通过举行宴飨提高自身威望、维护统治地位。”

  武陵山土司文化研究院院长罗奋飞说,现在土家族接待贵宾举行的牛头宴,就是由土司宴演化而来。

  支撑土司王丰盛“菜单”的,是老司城发达的家畜饲养业、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远距离的运输能力等。综合种种条件,莫林恒认为:“这些展示了老司城遗址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仅是一处中心聚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古代‘都邑’的性质。”

  通过对动物骨骼进行动物死亡年龄的研究,莫林恒发现:老司城遗址的家养动物占了可鉴定动物比例的80%。其中,猪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9到24个月,大部分山羊的死亡年龄在2岁以下,而成年或老年的牛、狗、马在各自的种类中占大多数。

  莫林恒解释道:“猪到了2岁以后生长发育明显减慢,继续喂养不划算。以猪的年龄结构为代表,反映了猪、鸡、鸭等动物的饲养以高效获取肉食为目的,而牛、狗、马等分别主要承担着耕田、看家护院、驮运等需求。”

  “家养动物的出现及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关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袁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动物为人类提供了稳定的肉食来源,为以骨骼、皮毛为原料的手工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还增强了人类的作战能力和交通能力。

  “老司城遗址的4万多件动物骨骼,我们能辨认出的是11906件。”莫林恒说,我国的动物考古学仍处于学科基础建设的阶段。2012年,他在湖南动物考古学实践的开创者袁家荣的推荐下,肩负起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遗址旁边的司城村小学,他和当地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长达1年多时间的整理。

  可借鉴的学术资料不多,常见的动物,他们通过做动物标本的“笨办法”找规律和特点。其他的动物则依靠走访当地的老人了解。为了了解虎豹等野生动物的情况,他们曾爬山越岭走5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寻找一位老猎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司城一带还有老虎。但水鹿这样易捕获的动物,没人听说过,大概是在明清时期就灭绝了。”莫林恒不无感伤地说,现在,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老司城当地的部分野生动物的数量开始增加了。但是,生物的多样性已经被破坏,很多大中型野生动物已经灭绝,有相当一部分野生动物仍然面临生存危机。

  人类与动物共同书写的历史是多么动人的篇章。试想一下,一个没有动物的未来世界,人类还能前行多远呢?

  湖南是出土动物骨骼遗存较为丰富的省份,在石门燕儿洞遗址、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八十垱遗址、洪江高庙遗址、桂阳千家坪遗址、泸溪下湾遗址、澧县城头山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永顺老司城遗址等10余处地点都有动物骨骼出土。这其中经过整理且较为重要的有道县玉蟾岩遗址、洪江高庙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永顺老司城遗址。

  道县玉蟾岩遗址:为洞穴遗址,距今18000至13000年,出土动物骨骼呈半化石状态。动物种类主要是哺乳动物和禽类,此外还有鱼类、龟鳖类、螺蚌、昆虫等。有哺乳动物35种、鱼类10种、蚌类7种,鸟禽类中有17种是当地的冬候鸟。

  洪江高庙遗址:为贝丘堆积性质,分为上下两个时期,上层距今6300至5300年,下层距今7800至6800年。遗址出土螺蚌及鱼类骨骼数量巨大,动物骨骸大体有哺乳类、鱼类、龟鳖类、鸟禽类、螺蚌类5大类。高庙遗址中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家养动物确定有猪和狗两种。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动物遗骸33种,包括哺乳动物9种、鸟类11种、鱼类7种、昆虫类6种。其中,狗、猪、黄牛、绵羊为家养动物,据研究,这些动物都来源于当地,即长沙国境内。

  永顺老司城遗址:为宋元明清时期土司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在2010年至2012年的第3次发掘中,出土了动物骨骼41683件,鉴定出17科33种动物。其中,家养动物有猪、黄牛、水牛、狗、山羊、马、鸡、鸭、鹅等,反映家畜饲养的发达。关于该遗址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湖南省第一部动物专刊报告。

  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专门研究古人利用动物的行为,讲述古人与动物的故事。欧美动物考古学肇始于19世纪中叶。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为形成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为发展时期。进入发展时期以来,中国动物考古学在研究理论与方法、家畜起源与饲养、获取肉食资源方式、利用动物随葬和祭祀、骨器制作工艺、家畜古DNA分析、动物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永顺老司城遗址动物考古学研究正是在中国动物考古学不断积累发展的背景下,对一个出土动物骨骼丰富的遗址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典型案例。该研究在鉴定动物骨骼种属、部位及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的测量数据的基础上,参考老司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背景,开展了肉食消费、骨骼测量、动物年龄、人工痕迹、骨器、动物病理、相关遗存分析以及现场调查等多个专项研究,释读出大量土司时期古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行为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信息,这个研究有利于认识那个时期古人利用动物的各种行为,更好地理解老司城遗址的历史和价值。

  考古学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研究的真谛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并赋予它意义。动物考古学家专门负责讲述古人与动物的故事及背后蕴含的意义。动物考古学家有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好。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 袁靖

  老司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继高庙遗址后,湖南第2处大量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的全新世考古遗址,也是目前湖南出土动物骨骼数量最多的遗址。

  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考古遗存一般都比较久远。目前,我国尚缺乏系统的明清时期动物考古数据报告,丰富的老司城遗址动物遗存对于完善充实我国动物考古数据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从丰富的明清时期文献上,我们很容易获知老司城遗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但是,老司城遗址的动物遗存却给人们提供了有关明清时期老司城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这是历史文献无可替代的。因此,对老司城遗址动物骨骼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向社会全方位公布考古发掘成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老司城遗址动物考古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丰富,保存相对完整,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古人加工食物的方式,提供了实物例证。其中的海产品泥蚶推测为明嘉靖年间,土司领兵到沿海地区抗击倭寇,得胜归来带回的。

  乾隆版《永顺府志》记载:“土民食物多以大锅煮食,且少有佐料”,指出明清时期的永顺地区,人们加工食物多以大锅煮食,不像现今的我们加工食物讲究精细,做菜方式多样。老司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土司时期食物的加工方式,这符合土家族先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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